基于代表议案对代表代议职能的特殊意义，其概念的定义应采取最严格的解释，即必须是某个代表团或者法律规定数目的代表联名按照法定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具备法律要求的案由、案据和方案，以谋求由大会主席团决定列人大会议程，并在规定时限内进行审议处理为目的的议事原案。

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观察来看，我国行政法学界往往会用行政学上的概念对行政决策加以定义，认为行政决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活动，是指具有法定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有合法权限的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行政目标，依据既定的政策和法律，对面临要解决的问题，拟定并选择活动方案，作出决策的行为。（2）同时，另一方面，即使某些重大行政决策行为没有被现行法纳入调整，这笔帐也并不能被记在我国现行行政法学方法（行政行为形式论）头上。

改革之后，贯彻这一理念的途径，也不再是单设篇章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而是各部门行政法。譬如，《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7条：以下事项不适用本规定：(一)政府规章的制定，地方性法规建议案的拟定。一般来说，行政立法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93号。譬如，仍然以公众参与为例，尽管它在某些特殊的重大行政决策中无需要求，但实际上大部分的重大行政决策仍然是需要遵循的。

譬如，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例，其第三章名为行政决策程序，分为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两节内容。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程序法治所要求的法律制度。首先，要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

这一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社会是一个家国一体的身份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被定位于这一伦理亲情社会的某一角色。因此，研究贿选不能忽略自治组织的选举。这些潜规则没有成文甚至不能成文，但却得到普遍的践行。能不能把这单纯地归咎于农民的素质太低呢?实际上最深层的原因是选举制度本身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弊病。

如在一些村民选举中，村民的选举热情特别高涨，村民真正想选一个致富的领头人，而且村民通过选举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贿选，也没有市场。摘要:  贿选在我国的宪政运动史上有着特殊的境遇，自中国制宪之初，就曾演出过贿选的闹剧。

因此，在选举中有人完全可能运用市场经济的成本效益衡量法则来支配自己的选举行为。在16、17世纪贿选更是盛行。然而，我国目前的选举制度的运行机制中存在着不民主或不够民主的因素。但民主选举制度只是使贿选成为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不能认为有民主选举制度必然有贿选。

在当今各国，贿选丑闻更是不绝于耳[1]。因此，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资源完全可能不择手段谋求公共权力，特别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此外，一般认为，部分人大代表、选民素质较低，法制观念淡薄也是贿选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大代表理应是有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来行使决策权的群体。

新中国的建立，使这一被视为旧的社会制度下催生的毒瘤被基本割除.然而，时过境迁，近几年贿选在我国沉渣泛起并肆意蔓延，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切的思考。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上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分步实施、循序渐进。

因此，应当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贿选的法律责任。为此，应当通过修改选举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加大对参与贿选和接受贿赂人员的惩罚力度，从根本上杜绝贿选。

这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所以说，防范贿选的根本是实现选举过程的真正民主。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群体的分化，人们也必然会把对经济上的要求上升为政治上的诉求。这些人一旦上台便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使自己曾经对提供赞助支持的投资者回报的诺言得以兑现。其二，贿选的方式呈多样化，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其他物质利益或者精神利益，可以是现实利益，也可以是可期待的利益。我国贿选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选举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弊病。

这一潜规则的决定力量即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身份关系和人情伦理。在德意志，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为争取皇帝头衔，彼此用装满金银的钱包混战。

因此，转型期人们的政治参与理念普遍高涨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为此，在选举法的框架内，应当通过制度设计积极鼓励独立候选人制度的实施。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部分穷人为了几个面包，出卖了对国家的忠诚，甚至在网站上公开拍卖选票。纵观世界民主选举史，贿选一直延续至今。

有人认为，贿选是民主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有选举必然就会有贿选。这就造成了选民或代表参加选举但却漠视选举。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代表，很容易被收买。出卖选票不是穷人的权利，而是由于对政治选举的漠视而进行的无奈的选择[4]。

不考虑民情实行过度的民主必然会导致民主的癌变，贿选即是这一癌变过程中产生的顽症。为此，要完善候选人的提名办法，还权利于选民，代表或公职人员候选人多数由选民产生，减少单位和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往往是由领导确定的)。

[2]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在差额选举中，应当增加差额候选人的数量，让选民或代表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制度，但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选举他们应该参加，什么样的选举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热情和追求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切。因为，在我国目前的选举中，代表往往不能真正地表达民意，甚至有些选举只是走过场。

而人情伦理关系的维系是以一定的物质形式为纽带。因此，完善选举制度是治理贿选最直接和最根本的途径。从东西方选举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尽管在选举制度发展的初期，贿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当代贿选多发生于东方。但这一现象表明，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产生贿选，认为贿选是民主选举制度必然产物的观点有待商榷。

选举制度是各国宪政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其基本价值追求是实现公共参与和民主政治，其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和公正。相反，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有利益老百姓才有激情，才会去投票。

但大量调查表明，民主选举与公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文章来源：《人大研究》，2004年12期 进入专题： 贿选 人大代表选举 。

由于对这些人的法律制裁过轻，以至于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误解：参与贿选和接受贿选不算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不用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当选民或代表不再关心选举结果的时候，或者说，当选举过程徒具形式，当原有的选举规则已经没有意义，人们会接受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一种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等价交换。